◎韦力
编者按：本文是著名藏书家、文史学者韦力先生“北京高校图书馆历史”系列之一，回顾了旧日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钩沉史料，穿插花絮，帮助我们了解京城教育界图书口往日充满学术意味的真切场景。
洪业旧照
1、洪业担任燕大图书馆馆长 使其成为当时大学中最好的图书馆
燕京大学创校时，在北京盔甲厂一带购地建校，因为地域狭窄，图书馆藏书数量很少，汤燕、叶道纯在文中写道：“图书馆只有一间房屋，一个书架，几百本书（是在华北从事教育工作的D.Z.Sheffield遗赠），馆长是高厚德。图书严重不足。因经费有限，只能购买开课所需图书，历年有所增加。迁出城时已有中文图书15300册，西文图书12024册。”
后来燕京大学图书馆得到燕京学社资助，藏书量快速增加，对于该馆馆舍的变化情况，王宽垒、苏明强在《民国时期的燕京大学图书馆》一文中说：“燕京大学的图书馆最初十分简陋，只有一个房间，藏书不过二百册，因经费有限，只能购买开课所必需的书籍。当时图书馆也仅有少量报刊，是从1922年才开始征订的。随着学生数量的增长，藏书量不断增加，图书馆随之扩充。1920年迁入一较大之室，1921年又得到较大图书室一间，随后合并相邻的两间房屋，又扩充了三间空房为汉文藏书室。可见当时燕京大学图书馆条件简陋、经费有限，也只能购买各学科最紧缺的书籍。狭窄的校舍，简陋的图书馆显然无法满足学生的借阅需求。”
燕大图书馆早期藏书大都是外文书，对于这批书的来由，上文写道：“美国美以美教会派驻中国的驻区会督贝施福，向汇文大学堂遗赠了他所收藏的大量书籍，其中有很多是善本书，它们后来成为燕京大学图书馆西文书收藏中的核心部分。至今在北大图书馆的书库中仍能找到上千册有贝施福亲笔签名的西文书籍。”
对于燕大中文书书藏的建设，张冠生在《晴耕雨读》一书中转引了胡适对洪业的致敬之语：“特别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大学的中文图书馆，出版《哈佛燕京学报》，而且创办了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丛书，功劳特别大。”
洪业号煨莲，这是他英文名字的译音。他是福州人，早年父亲在山东为官，洪业跟家人陪伴身边。洪业从山东师范附中毕业后，打算前往上海考海军军校，但父亲的朋友高梦旦建议他回福州读书，于是他在美国传教士办的鹤龄英华书院继续学习。他在英华书院读书期间成绩优良，为此，校长奖给他一部《英华大辞典》。
但是洪业不信奉基督教，他更偏爱中国传统，觉得儒家提倡孝道，而耶稣对母亲说话不敬，在他看来这就属于不孝。洪业的言论引起了传教士的反感，有人建议开除他，但校长的太太为人宽厚，她告诉洪业要懂得读书之法，因为书中的所载有好有坏，要懂得吸收好的东西，更何况《圣经》流传这么久，语言文字已经转换了几次，难免有错误和前后矛盾的地方，因此读书要懂得鉴别。
这件事对洪业影响很大，让他懂得了吸收他人所长，后来他得到了美国人克劳福德的捐款，得以前往美国留学。在美期间，他学习演讲，因为他英语极其流利，并且遣词丰富，故在美国很有名气。1922年，司徒雷登为筹办燕京大学回到美国，期间前去拜访洪业，聘请洪业为燕大历史系助教，但同时司徒雷登让洪业继续留在美国一年，以他超级好的口才来帮助燕大募款。
洪业的学识和口才在募款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他每到一处都会系统讲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同时呼吁听众为燕大捐款。在一年的时间内，他募集到了上百万美元，有位听众欣赏洪业的口才，为其所讲的故事而感动，特意捐款7000美元，并指定燕大用这笔钱建一所房屋给洪业居住。
1923年8月，洪业回国后，执教于燕大历史系，同时担任燕大图书馆馆长。对于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洪松生著《浦村漫笔》中有《我国近代杰出的教育家、史学家洪业》一文，该文讲道：“洪业深知图书馆工作在教学和科研中的地位，早在1923年，洪业就致力于图书馆建设。他担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制定了科学的管理制度，重视古籍善本图书的收集和整理，千方百计筹措资金，扩充中外图书设备，使燕京大学图书馆在短时间内图书数量骤增，成为当时大学中最好的图书馆。”
盔甲厂胡同东侧最后一家
2、在顾颉刚为该校购进的大量中文古籍中 洪业发现了重要史料
在洪业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请燕大教授顾颉刚为该校购进大量中文古籍，洪业从这些书中发现了重要史料，他在《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一文中说：“民国二十四年夏间，顾颉刚先生为燕京大学图书馆访购图书，遇见《方舆胜略》一部。此书十八卷，而其后附外夷六卷。”
对于这部书，洪业查了许多史料：“这部书不见于《明史·艺文志》中。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地理类，有‘冯如京方舆胜览，程百一方舆胜览’。书名不相符，撰人之名又两误，且不记卷数，可知黄氏并未看见原书。我又稍检今昔藏书家目录数十种，除了徐秉义的《培林堂书目》，和日本《内阁文库汉书目录》，曾著录此书外，其余则还未检著。就此，已可见此书不易多得。”由此可见，洪业对目录版本学十分熟悉。
1934年2月，顾颉刚和谭其骧共同创办了《禹贡》半月刊，同时成立了禹贡学会。洪业仔细研究了《方舆胜略》中所附的利玛窦《山海舆地全图》后，写出了这篇长文，而后发表在《禹贡》上。《禹贡》为此专编了一期“利玛窦世界地图专号”，洪业以其超级强的语言天赋写出了近五十页的长文，文章引用了中国古籍、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日文等相关史料。禹贡学会为此还专门发了单页启事：“中国人之知世界，实始于利玛窦之绘制地图，曰《山海舆地全图》，曰《坤舆万国全图》。二者皆尠传本。今幸前一图得之明本《方舆纪略》，后一图亦借得明李之藻刻本之照片。并经燕大教授洪煨莲先生之探讨，更得不少史料。足以知利氏制刻各图之经过，全图几次修订而成者。”
洪业不仅能够娴熟地应用西方史料，对中国古籍文献也有深入研究，为此，他想将两者做出结合。他发现中国古书没有索引，这对于文献检索造成困惑，于是他在哈佛燕京学社创办了引得编纂处，由自己担任主任一职。
“引得”就是索引，洪业坚持用英文译音引得，他在《引得说》中解释说：“英文中之index原意谓指点假借而为一种学术工具之名。日本人译之为‘索引’。中国人沿用日译，或转变而为‘索隐’。我们改译作引得，不过以其与西人原词之音与义皆较近而已。”
为什么要给古书编纂引得呢？洪业认为：“若许书籍，何从读起？无目录，则难以知其种类；无引得，则难以探其内容也。然则引得者，助人多读书，助人善读其书之工具也。”在他看来，编引得是为学界做功德事：“我常想：编纂这些书的人，虽算不得有什么阐扬圣道、方轨文章的大功，但只就其曾为学者省了一分心血，已可谓是一种功德。”
从1930年9月，引得编纂处成立，到1946年，洪业应哈佛之邀赴美讲学，他主持此工作达16年之久。他离开北平后，引得编纂处继续存在了5年，由他的学生聂崇岐、齐思和等人负责。编纂处存在的21年中，共编纂出引得64种，81册。其中有《说苑引得》《白虎通引得》《历代同姓名录引得》，同时也有目录学上极为重要的《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可谓成绩巨大。顾颉刚夸赞引得编纂处的工作时称：“是中西交通之后有计划的引用外国整理书籍的方法于中国的第一次。”
洪业十分重视历史典籍的史料性，1935年9月19日《大公报·图书副刊》报道了燕大图书馆出版《太平天国起义记》的消息：“此本系洪秀全亲密之堂弟洪仁玕于1852年在香港口述，经瑞士巴色会教士韩山文译成英文，于1854年出版，欧美人士称为太平天国最真确可靠之史料。以故海外争相转载翻印。顾国中则罕见其书，前年燕京大学洪煨莲教授得1863年翻本印之，经简君又文译成汉文。”
3、章钰和顾颉刚燕大藏书的不同命运
燕京图书馆的藏书，除了自购外，还有些是他人的寄存，该馆最著名的寄存之书乃是章钰四当斋藏书，对于此批书的寄存经过，胡海帆在《章氏四当斋李氏泰华楼旧藏与燕京大学图书馆》一文中有详细讲述。
1937年10月23日，燕大与章钰遗孀章王丹芬及子女签订了《赠与及寄托霜根老人四当斋遗书契约》。《契约》中谈到了此批书寄存的原因：“缘甲方（指章王丹芬）先夫霜根老人式之公，家寒力学，平时节衣缩食，遇有所余，辄以购书，自念其得之非易，昕夕勤读，并以‘霜根老人四当斋藏书’命其积年所集，……先夫箦遗言，即以藏书赠诸甲方，分配处分。由甲方定之。甲方因念乙方（指燕大）学校之缔造，其艰苦正与甲方先夫采集书籍相同，除略选留有其手泽及善本书数种，暂行寄托乙方保管以备传诸后人外，其余悉赠乙方。乙方……愿保存藏书原用之名称，由乙方另辟专室庋藏之。乙方又为纪念霜根老人终身苦读起见，愿将霜根老人生前所用文具书案等件一并陈列。”
燕京大学图书馆收到这批书后，请顾廷龙为之编目。对于这批寄存书的价值，胡海帆在文中称：“章钰最大成就在于校书。辛亥以后曾发愤遍校群书，民国年间，每日丹黄不倦。从书目上卷可知，章氏一生手校、手抄之书多达一万五千卷，因此有人说他是民国以来校书数量除傅增湘以外，再无人出其右的校雠大家。”
顾廷龙在其所编《章氏四当斋藏书目》的跋中也点到了这个特色：“（章钰）凡治一书，必贯首尾，点勘多至六七周不倦，即数百卷之巨帙，不止一种，而亦校不一次，益为难能，拾遗补缺，阐扬数百年来未发之覆，功在学术，不可没也。按程日课，新知创见，伤事感时，随书卷末，所作题识，可以越缦、缘督日记视之，至若蝇头细字，琳琅五色，妍舞行间，尤为校本生色，世难其俦，人间至宝。”
这份寄存合约约定寄存期为五年，后来因为战争，到期后这批书仍然存在燕大：“解放后，章氏家人决定将寄存燕大的藏书捐献国家。1952年经章钰之子章元善之手，寄存在燕大的四当斋藏书全部捐献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1952年10月举行了捐献仪式。章家捐献给北图的四当斋藏书，包括章钰手校、手抄及善本书，即藏书目上卷、上卷补遗、中卷所含。总计937种，6456册。”而章钰旧藏中的普通古籍部分最终都归了燕大。
另外，顾颉刚的藏书也寄存在了燕大。“七七事变”后，顾颉刚离开北平，委托顾廷龙负责把他的七万多册藏书存在燕大。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大被日本人接管，顾颉刚的那批藏书下落不明。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转天，顾颉刚就开始清理自己的损失，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填抗战财产损失表”，9月5日又写道：“报载司徒雷登先生来渝谈话，谓燕大图书仪器已被劫一空，然则予所存书必已无望。此中有三十余年之信札及零碎稿件，尤足惜也。”
顾颉刚分别给顾廷龙和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写信，请他们帮助寻找藏书下落，陆志韦在回信中告诉顾颉刚：“所存书籍，凡在校务长住宅地窖者（即临湖轩），剽窃无遗，惟书摊上间或发现一二册，不足应用。其在男生宿舍楼顶者，尚留一部分，在乱书堆中发现，年前或可整理清楚，当将细目奉告，损失之巨，至堪痛心。”
当时顾颉刚还通过洪业来打听藏书下落，洪业在回信中说：“以弟所闻，一年以前东安市场已常见有吾兄藏书，各摊出卖者，殆日寇劫夺盗卖之余也。……秋间复校时，临湖轩内一无所有，图书馆内书籍乱堆如山，据闻多系从各楼顶移来者，聂筱珊现正从事清理，其中亦时发见有吾兄之书，闻将聚集一处，以待将来奉还。”
洪业在信中提到的聂筱珊当时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后来顾颉刚又得到了顾廷龙的回信：“知予书原存燕大四楼顶及临湖轩两处，存燕大楼顶者一部分存燕大，一部为教部接收。存临湖轩者为日军取去，查无下落。此部分似未经新民会手，或能全部发现，或竟全部消灭。”读到这些往事，不禁令人感慨书籍命运之脆弱。
4、抗战胜利后 国内外捐赠了大量图书
因为这场战争，燕京大学藏书损失巨大，汤燕、叶道纯在文中写道：“抗战胜利后，聂崇岐先生受任为图书馆整理委员会，搜寻失书。总共损失31907册，约当馆藏十分之一。其中散失西文东方学书籍无法弥补。”
抗战胜利后，国内外向燕大图书馆捐赠了大量图书，王宽垒在文中转引道：“图书馆新到各方捐赠书籍杂志甚多。其中有孔祥熙博士捐赠之哲学书籍一七七册。国立北平图书馆捐赠之科学杂志十八种，共四三二册，皆系本校所残缺者。牛津大学捐赠之各科书籍一八七册，教育部上海办事处所捐赠自美获得之各科书籍一四一册，科学杂志二三种，一零零五册。”余外，得到的捐赠还有：“1948年哈佛燕京学社向燕大图书馆捐赠大批科学书籍，美国德萨斯州立学院捐赠家政学书籍8种10册，联合国文教委员会捐赠1947年版大英百科全书24册，牛津大学捐赠各科书籍124种163册，其中有1946年版之大英百科全书1部。”最终，燕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量在中国大学中仍名列前茅：“从最初的几百册扩充到几十万册，到1951年燕京大学撤销之前，馆藏数量达到了四十余万册，加上未编书刊十八万册，仅次于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位居第三位。”
燕大图书馆的藏书中，较有名气者乃是跟《红楼梦》有关的几部书，吴晓铃在《红楼梦书录》中著录的“过录乾隆庚辰秋脂砚斋四阅评本石头记”写道：“此本徐郙旧藏，后归燕京大学图书馆，陶洙等有摄影本。一九四九年初，琉璃厂多文阁魏广洲经鉴古斋萧福之介，自大乘巷徐氏得此书，授余，索金十条，余嘱送国际饭店郑西谛师，师函燕京大学陆志韦校长，陆交图书馆，聂崇琦师办，以美金八十五元致之。”
朱洪在其所著的《胡适：努力人生》中也谈到了这件事：“次日晚上，胡适读王梦鸥送来的《庚辰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前年，胡适在林语堂家中看见这部书的影印本，就想托人买一部，但一直没有买，今天突然收到此书，格外高兴。书的首页盖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印章，胡适立即明白了，这本《庚辰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正是自己1933年校阅过并且写了几千字长跋的原书。此书原在徐星署家，是王克敏借来给自己看的，后来此书就归王克敏了。王克敏的藏书后来都归燕京大学，所以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印章。燕大并归北大后，此书现藏在北大图书馆。”
盔甲厂胡同近照
5、实地寻访，可惜无果
合并后的燕京大学最终在盔甲厂校舍办学，图书馆也处在这里，而今从网上的信息已难查出学校在盔甲厂的哪个具体位置。2022年4月16日，我打车前去寻找，盔甲厂胡同处在北京站东侧，这一带难以停车，在路口下车后我步行前往。远远地望着火车站广场，上面几乎看不到乘客。在北京西站修建完成前，北京站是京城几个火车站中规模最大的一座，1959年，这座火车站成为北京十大建筑之一。当年这里人海如潮，为了乘车，我有时在广场上排队排几个小时之久，今日见到的情形，与印象中反差太大，难免唏嘘一番。
从小巷走到盔甲厂胡同呈丁字形，正冲路口的是派出所，胡同中看不到行人，我决定先往右侧探访。在路口的拐角处看到一座粉红色的二层建筑，楼的外观做过改装，贴了一些石膏制的罗马柱，我本能地猜测这应当与燕京大学有点关联。该处的门牌号是盔甲厂9号，门柱上挂着“北京市东城区明城幼儿园”的招牌。从名称上看不出与燕大有关联，此处大门上着锁，不知道是否是因疫情关闭了。
幼儿园对面有一座黄色的二层小楼，现为北京中安宾馆，该宾馆的外墙上挂着几个展板，还有一块介绍牌，上面写明“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北京居住地旧址（1935-1937）”。介绍牌上有二人的放大照片，并且注明“《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写作地旧址”，未承想这部流传甚广的著作竟然写于该处，这更加让我猜测对门的幼儿园应该是燕京大学的旧址。
继续前行，走出一百米就到了胡同的西头，与之相交的胡同名为抽屉胡同，展眼望去，抽屉胡同全建成了六层小板楼，于是掉头回返，向胡同的东头走去。这条胡同不宽，但还能行车，胡同全长好像不到二百米，因为东头立有告示牌“此巷不通”。我在这一带只看到了一个较大的院落，此处是盔甲厂2号，门口挂着“北京辰兴印刷有限公司”的招牌。走进院中，里面是街道办工厂的痕迹，感觉这里不像学校旧址。
转完整条胡同，我还是觉得那个幼儿园更有可能是燕大旧址，可惜那里没有挂一块介绍牌。
供图/韦力
编辑/韩世容
4月22日拍摄的合众图书馆上海长乐路馆址，外墙悬挂的保护建筑铭牌。（本组图片除注明外均由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许晓青 摄）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上海市长乐路富民路口一栋带有装饰艺术元素的现代派风格建筑，不时迎来“City Walk”（城市漫步）的游客驻足拍摄。这栋“83岁”高龄的老房子，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设计、中国建造”的地标建筑之一。
这栋建筑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合众图书馆。抗战全面爆发后，沪上有识之士集众人之力，在此拯救中华民族历代典籍和金石拓片，这里也因此成为守护中华文脉的“战斗堡垒”。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1941年9月，这座由华盖建筑事务所著名设计师陈植主持设计的多层图书馆建筑竣工并投入使用。发起者张元济、叶景葵、陈陶遗以“三人成众”“众擎易举”之意，将其命名为合众图书馆，专注于集纳、守护、传承中国传统文史典籍。此前，这座图书馆已筹备了两年多时间。
捐赠者中，还可以看到李宣龚、陈叔通、蒋抑卮、叶恭绰、顾颉刚、胡适、钱锺书、郑振铎、吴湖帆、陈巨来等近现代文化名人。
因为“合众”，危在旦夕的约24万册文史典籍、1.5万余件金石拓片“活”了过来。虽然法租界巡捕房、汪伪政府屡屡登门调查，日本侵略者更是觊觎这座文化宝库，战火蔓延、物价飞涨，这座挺立于烽火中的图书馆，仍然在苦难中肩负起挽救中华民族珍贵典籍的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张元济等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完整捐献了这座堪称“烽火奇迹”的图书馆。“合众”及其庇护下的全部典籍，成为今天上海图书馆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守护中华文脉的“合众”传奇，现在回首仍显得惊心动魄。
再“建”一个“东方”
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尘。
1932年，65岁的张元济在上海遭遇了人生中的“至暗时刻”。望着烽火中飘散在城市上空的古籍残片，被誉为“中国现代出版第一人”的先生泪洒当场。
这年初，侵华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盛极一时的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厂被日军炸毁。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图书馆——东方图书馆也惨遭日寇纵火焚烧，约46万册古籍善本、地方志及中外杂志报纸被付之一炬。仅有500多种孤本珍本（约5000册），因另藏于银行保险库房才幸免于难。
时局之危，已到了中华文化血脉或将毁于一旦的境地。尽管已宣告退休，但作为商务馆元老，张元济“披挂上阵”重出江湖，与董事会安排商务馆出版体系有序内迁。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念头在张元济脑海闪现——再“建”一个“东方”！
次年，他聘请社会名流，组织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由他本人出任主席，募集基金，并带头捐款。但时值国难当头、经济萧条，收效不大，东方图书馆最终也未能复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乱频仍中，年逾古稀的张元济不抛弃、不放弃，“人与书，都要活下来”。他的朋友叶景葵有着与他相同的执念。叶氏不仅是江南一带极为热心的藏书家，也是一位银行家。
心怀守护中华文脉的虔诚之心，叶、张二人一拍即合。“复兴东方”未成的遗憾，有了全新的答案——新建一座更隐蔽、更灵活、更具收藏和保护功能的私立图书馆，那就是合众图书馆。
1939年，张元济、叶景葵先请来了当时横跨政治和文化两界、社会声望极高的陈陶遗担任共同发起人，为这座图书馆保驾护航，还计划延请当时仍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苏州人士、学界晚辈顾廷龙，前来主持图书馆日常业务。
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合众图书馆组织大纲原件，在最显著位置强调了办馆目的，第一条便是“征集私家藏书共同保存，以资发扬中国之文化”。
这是一场在硝烟战背后的无声较量，一切都为了在随时可能扩大的战事中守护中华典籍，把“根”留住。
1939年，张元济致函顾廷龙，邀其南下，在上海参与筹备私立合众图书馆，专门保护战乱中散落各地的中华文化典籍。图为信件原件中的一页，近期正在由上图重新编目。（上海图书馆供图）
叶张轮番盛邀
顾廷龙放弃安逸生活南下
1939年小暑节气刚过，正值燕京大学放暑假，清晨校门口，一些师生正送别带着浓重江南口音的一家人。举家南归的是刚刚从燕大图书馆辞职的顾廷龙。彼时他已在学术圈和藏书界小有名气。
顾廷龙，字起潜，这一年他35岁。苏州顾家在江南一带颇有名望，学术渊源深厚，族中较顾廷龙更为有名的是年长他不少的侄辈顾颉刚。
如果将时空坐标设定在20世纪初叶，顾廷龙是不折不扣的“00后”，而合众图书馆发起人张元济、叶景葵、陈陶遗，分别是19世纪的“60后”“70后”“80后”。
三位前辈对这位已校勘诸多古籍善本的青年才俊无比信任，打算将这座中华文化典籍的“保险库”托付给他。这位“00后”守书人一到上海，先在辣斐德路614号（今复兴中路思南路口）的一处洋房落脚。这里楼下是合众图书馆筹备处，楼上是住家和草创时期的合众书库。
此前，为说服顾廷龙南下，叶景葵、张元济轮番致函，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大有借书信“三顾茅庐”之意。
现有史料显示，1939年3月，叶景葵就筹办“合众”首次致函顾廷龙：“上海方面如有图书馆组织，需要编纂校勘人才，吾兄愿意图南否？”5月23日叶景葵又致函：“尚望迅速料理，务于暑假开始即行南下，盼切盼切。”两天后，叶景葵再度致函：“此间各事均已备妥，专候兄来，即可开始办馆务。”6月1日叶景葵再一次致函：“连发两快函，想已收到，此间专待贲临办事，愈速愈妙。”
就这样，短短数月，叶景葵多次致函顾廷龙。据顾廷龙回忆，当时接受叶先生相邀，决定南归，但辞职时，却复为燕馆领导的热情挽留，一时不得脱身，又是张先生来函相促。
顾廷龙所说“张先生函”，就是张元济最终说动顾廷龙的那封关键书信。近日，上海图书馆再度从顾氏家族捐赠藏品中整理出来，重新编目。
在这封信中，张元济向顾廷龙介绍了创办合众图书馆的初衷，对顾廷龙过往在古籍编目和研究中取得的成绩表示钦佩。他告诉顾廷龙，自己的朋友叶景葵“雅嗜藏书，堪称美富”，“以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思补其乏，愿出所藏，供众观览”。张还比较了留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与到上海开辟新事业的不同意义与价值：“惟燕馆为已成之局，规随不难。此间开创伊始，倘乏导师，便难措手，务望婉商当局，速谋替人。”他大胆预测：“异日馆舍（指新建合众图书馆）宏开，恣众浏览，受惠者正不知凡几也。”
顾廷龙后来回忆：“在叶先生坚邀、张先生敦促下，经过婉商燕馆当局，我终于离开北平来沪参与‘合众’工作。”
一诺千金！顾廷龙早前在燕大图书馆工作，收入稳定，不愁全家生计，但他还是决心放弃相对安逸的生活，来到上海。这一趟“沪漂”几乎影响了他和家人的一生。从“合众”到后来的上海图书馆，他守护这个中华文化典籍的“保险库”长达半个多世纪。从1939年夏担任合众图书馆总干事，到1962年正式担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他把生命中绝大部分精力献给了图书馆。
1940年，顾廷龙与妻儿在辣斐德路合众图书馆筹备处前合影。（资料图片，中华书局2022年版《顾廷龙日记》）
用生命“换”典籍
对经历过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灭顶之灾的张元济而言，保护中华民族的纸上文脉，不仅是与随时都会扩大的战争赛跑，也是与自己的生命赛跑。
翻开《张元济年谱长编》，从商务印书馆重要资产灰飞烟灭，到与人合作发起成立合众图书馆，张元济一直在与各种疾病作斗争。这一时期他接受了外科手术，随着年龄增长，泌尿系统的慢性病，让他不堪其扰。
“除了对战争危害性的痛定思痛，还有对生命、对人性的感悟，让菊老（张元济号菊生，别名菊老）当时迫不及待要发展壮大‘合众’。”合众图书馆早期捐赠者和工作人员之一潘景郑曾这样回忆。
张元济和叶景葵都率先捐出大批个人藏书，涉及宋元明清各朝，以罕见的地方文献居多，弥足珍贵。被推选为合众图书馆第一任董事长的陈陶遗，也捐赠了《百衲本二十四史》《碛砂大藏经》等珍本。
“合众”的规模虽不及商务系的“东方”，但自1939年创办到1953年完整捐献给新中国，短短14年间，已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到访阅览者名单中，可以看到胡适、钱锺书、陈垣等名字。从某种意义上说，“合众”恰是“东方”事业的继续和延伸。
1939年夏，迁居上海不久的顾廷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死大考”。抵沪仅两个多月，顾家长子诵诗突发疾病去世。顾廷龙在日记中，多次表达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扼腕叹息。
2022年最新整理完成、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顾廷龙日记》，记录了顾廷龙担任合众图书馆总干事前后，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的各种细节：抵沪不到一周，合众图书馆筹备处就开始接收第一批藏书——叶景葵个人集纳善本，共84箱；1941年，合众图书馆建筑交付使用，顾廷龙又亲自试验了每一扇窗、每一道门，检查地砖的接缝，因为存储古籍之地须保持相对恒定的温度、湿度。
日记中也传递出顾廷龙对长子诵诗的思念。1939年末，他写道：“诗儿夭折，心如槁灰。”1940年1月，他又记录：“赴平江公所，督漆诗儿柩，此第七次也”。顾诵诗的离世，不仅让为父者痛心疾首，也是顾廷龙事业的损失——诵诗生前已成为顾廷龙整理和校勘古籍的学术助手。顾廷龙强忍悲痛，继续守护着这座快速成长起来的文化宝库。
在“合众”的三位发起人中，陈陶遗于1946年逝世，叶景葵于1949年逝世。1953年，张元济主动促成了合众图书馆董事会向新中国完整捐赠这座文化宝库的事宜。1958年，“合众”以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的身份，正式并入上海图书馆，极大地丰富了上图馆藏。1959年张元济去世时，对“合众”事业未留遗憾。
5月6日拍摄的上海图书馆淮海路馆近代图书书名目录集纳柜，其中部分图书分类卡片仍保留着合众图书馆时期的分类检索规律。
“不求躁进，不贪暇逸
不须人多，不事宣传
非如是，不足以持久也”
今天，查阅合众图书馆早期藏书目录，可以了解到当初创办这座图书馆时，文化名人们的苦心孤诣。经过多年积累，馆内藏有西汉中期戴德编著的礼制著作《大戴礼记》（十四种），早期天文农业历法《夏小正》（四十九种），此外还有《唐纪》（四库底本）、《册府元龟》（318卷）、《元诗选》（初集）、《词综》（手校本）、《水经注》（重校本手稿）、《梦溪笔谈》（校本）、《历代长术辑要》（手稿本）等。
在私人捐赠中，所捐数量最多的是叶景葵。同时张元济还一直坚持将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的部分存世秘本进行“借阅传录”，也就是将这些珍本孤本临时借出，暂存于合众图书馆，每日由专人抄录，在战乱中实现自己动手“复制”文史典籍的工作，其中有《彭尺木文稿》《周秦名字解诂》等。
4月22日拍摄的叶景葵生前寓所，位于合众图书馆上海长乐路馆址西侧。
合众初创时期，恰逢张元济倾情投入校订江南地区流失乡野的元明杂剧孤本。大量“劫中得书”荟萃成可观的史料库，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助力了戏曲研究及创作的传承、革新。
阅览者记录显示，胡适、钱锺书到访最为频繁。据了解，胡适当时对《水经注》的研究，有相当一部分资料来自“合众”。
在顾廷龙整理造册的合众图书馆工作档案中，可以看到“合众”的运作机制吸取了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的经验教训，在规模上避免“树大招风”，用人少而精，主要依靠学者自发捐赠、集中保管。学者若调阅自家所捐图书，也按现代化的图书馆管理模式，严格登记。按顾廷龙与张元济1940年初的约定，“不求躁进，不贪暇逸，不须人多，不事宣传，非如是，不足以持久也”。
就这样，1941年9月竣工投用的合众图书馆上海蒲石路新馆址（今长乐路746号），以相对神秘、隐蔽的形象，躲过了法租界内外日本势力的多次滋扰挑衅。
据顾廷龙次子顾诵芬回忆，合众图书馆面向路口的正门不挂任何牌子，也从不打开，看上去与一般住宅无二，避免引起日寇注意。为了不受敌伪干扰，来客尽量限于研究学者和故知，且都从隐蔽的后门进出。抗战期间，在沪日本势力以“索书”“借场地”等名义多次探听“合众”底细，因图书馆的低调掩饰和巧妙周旋，皆未得逞。
在顾诵芬的记忆中，一家人在上海一直与图书馆建筑为伴，在馆内独辟简朴的起居空间。钱锺书是合众图书馆“后门”的常客，诵芬年少时多次为钱先生悄悄开门，钱先生则总是叮嘱他学好英语。“合众”馆藏中也包括一些英文读本和科技图书，这也是这座图书馆吸引各领域学者的独到之处。
这一时期，尽管面临日本侵略者的挑衅和法租界、汪伪政权等的调查，顾廷龙仍然冒着生命危险，收集和保护了一批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书刊资料。经后人整理发现，这些宝贵史料中包括《共产党宣言》首个中译本等。
1949年5月，国民党军队一度占领合众图书馆的顶楼，作为“瞭望台”，甚至意欲将书库全部侵占。为了确保古籍善本“一本也不能少”，张元济等反复斡旋，最终保住了“合众”全部家底。国民党军队在蛮横占领图书馆约24小时后不战而退。顾廷龙在后来的忆述中多次写下“幸即解放”四个字。
4月22日拍摄的合众图书馆上海长乐路馆址。
钱穆晚年回忆过往
对参与校订的馆藏牵肠挂肚
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图书馆事业迎来大发展。陈陶遗的曾孙女陈颖，读的就是图书馆学专业。当族中长辈带着她见到年近九旬的顾廷龙时，老人对这段“合众”传奇万分感慨。念旧的顾老引荐陈颖到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并题词“敏而好学”勉励晚辈。更为巧合的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合众”馆藏就珍藏于这座藏书楼内。
“择一事，终一生！祖辈、曾祖辈的守书心愿，靠我们接续传承！”如今陈颖已成为新一代“守书人”，数十年如一日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她说，那些钤有“合众图书馆馆藏”之印的书籍，仿佛至今仍有“心跳”。
念念不忘“合众”的，不仅有陈氏后人，还有顾廷龙初到上海时结识的一大批文人雅士。顾廷龙在日记中，记录了落脚上海不到一个月时，江南藏书界、历史学界一场餐桌边的雅集。学者间惺惺相惜的“合众”情谊，化为守护古籍善本的合力。
今天看来，赴宴者堪称“群星璀璨”。其中不乏“合众”所藏各类珍奇文献的发掘者、捐赠者，如冒鹤亭、瞿良士、高吹万、姚石子、张芹伯、潘景郑等，也有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钱穆等。
5月4日拍摄的上海图书馆藏合众图书馆时期《读史方舆纪要》上海商务印书馆抄本的分类检索卡片，上有“1937.3”字样。
顾廷龙晚年接受访谈时，专门提及合众图书馆创建前后叶景葵、顾颉刚、钱穆等对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原稿本的“南北互校”。
该书也是“合众”馆藏（现藏于上海图书馆）中的一大亮点。历史上，这部著作的传世抄本不少，但原稿本却“沉埋民间三百年”，直至被叶景葵发现。由于各路学者在抗战中颠沛流离，叶景葵意外觅得之稿本无法尽快校订完毕，参与其中的顾颉刚、钱穆等均留下遗憾。
钱穆晚年回忆过往，仍对“合众”馆藏《读史方舆纪要》原稿本牵肠挂肚，乃至抱憾终身：“起潜告余，彼之主要任务即为续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余又匆匆南来，迄今将三十年，闻合众图书馆已不存在，揆初（叶景葵字揆初）与起潜亦不获其消息。《读史方舆纪要》之顾氏家传本，今不知究何在。苟使余不主先作校对，则此家传本早已行世。余对此事之愧悔，真不知何以自赎也。”
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顾廷龙亲自主持，再度进行全面校勘，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读史方舆纪要》稿本，还这部中国历史地理巨著之原貌。顾廷龙认为，这也是对合众图书馆昔日同仁、师友、研究者及读者的一种告慰。
薪火相传 生生不息
80多年过去，今年春节起，上海图书馆东馆手稿主题馆以讲述“文物故事”的形式，专门展出了顾廷龙与合众图书馆守护《古文尚书》海外珍贵抄本的来龙去脉。
顾廷龙曾在两页札记中专门回顾了这段往事。他早年曾向江苏南翔（现为上海嘉定南翔）姚氏借阅罕见的《古文尚书》日本抄本，并拟推动出版；不料，由于抗战全面爆发，该抄本不得不暂时寄存于合众图书馆。抗战胜利后，姚氏复盘位于南翔的藏书，大多不幸毁于战火，而这部《古文尚书》海外珍贵抄本因机缘巧合得到“合众”的庇护，幸免于难。20世纪50年代，顾廷龙又推动姚氏后人向上图捐献了这一劫后余生的珍本。
4月18日拍摄的上海图书馆东馆手稿主题馆展板。展板展示了抗日战争期间由顾廷龙寄存于合众图书馆的南翔姚氏藏书《古文尚书》海外珍贵抄本。原件现藏于上海图书馆。
2024年是顾廷龙先生诞辰120周年。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说，老一辈守书人为我们留下的是如此恢弘的图书馆事业，在战火中他们情牵家国命运，兢兢业业，用顾老自己的话说，一生干得最多的是图书馆工作，归结一下只有六个字——收书、编书、印书。前辈坚持的时间之久，守护和发掘重要文献的数量之巨，令人感佩。一代代守书人薪火相传，“合众”的精神内涵亦由今日上图人传承。
就在上月，合众图书馆位于上海长乐路的旧址正式启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保护修缮工程。外墙悬挂的公示牌显示，经评估，施工方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对长乐路746号建筑的外立面工艺及材料、原门窗，以及内部重点保护区域进行复原。
在距旧址数公里外的上海图书馆淮海路馆，工作人员也正快马加鞭，将80多年前与这栋建筑相关的一批名人书信原件重新编目造册，妥善保存。
一组数据显示，20世纪40年代，合众图书馆在人员极少的条件下，通过手抄将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残存典籍进行人工“复制”，按一年工作量计算，有逾170万字的抄本，得以接续传承。这种于战乱中坚持愚公移山，不惜代价为国宝留下副本的壮举，令后人叹为观止。
另一项统计是，上图目前收藏有170万册古籍文献，其中有约三分之一等待抢救修复，若每年修复约1000册，仍将有大量古籍处于“等待”状态。这将是另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据陈超介绍，合众图书馆长乐路馆舍修缮完成后，将成为上海图书馆中华家谱主题馆。他说：“让这栋老建筑焕发新活力，对读者重新开放，善莫大焉！”
（原标题为《这段“合众”传奇：钱钟书常来走后门，钱穆晚年念念不忘 | 草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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